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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盘主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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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盘主干道

第二章 货殖列传

盘没有自行车。在其他方面,则跟中国西南地区的乡镇十分相似,只要不逢赶街天,摩托满街乱窜,行人横行街市;没有交通信号灯,偶有经过的客货车司机不断地鸣着喇叭;乡政府前、交通要道处的电线杆上挂着的宣传标语迎风猎猎;街道两旁商铺里的主人,要么懒洋洋地趴在柜台前低头玩着手机,要么几人搬来折叠桌椅围拢在门前打着扑克,一切都显得杂乱无序,但又自成一体。

没有自行车,是因为营盘到处是直上直下的坡,乡政府前面这唯一一公里多稍微平缓的水泥路并不值当为此而添置不实用的物件。所以,在中国各大城市逐步兴起且大有泛滥成灾之势的共享单车,即便免费,也难以在此落地生根。

对营盘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实用的短途交通工具还是摩托车,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充分竞争,在营盘的几个摩托车直销店里,4000—8000元价位的摩托车琳琅满目,部分型号在注重实用功能的同时,还在其外观上下过一番功夫,不仔细分辨,很容易会把一辆五羊本田误认为杜卡迪。年轻人总是喜欢买这样外观酷炫的摩托车来和他们父辈的老式125分庭抗礼,就算一时无钱购置而不得不骑着父辈的车,也得在车后架上加装一个黑色滚筒状的低音炮沿路播放乡土DJ舞曲,以彰显他们这个年龄段特有的自恋、性觉醒和攻击性。

营盘街道没有车位,凡有能力购车的家庭都是将车往自家门前一停便算了事,也不管是否占着公共道路。平时倒也无妨,但有大车经过却会造成短暂拥堵的尴尬局面,一天中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让整个街道沸腾起来,于是店里的全出来了,坐着的都站起来了,有的会出面干预,而更多的却是站在旁边看,只是看。

等到大车一过,全部人又像上紧的发条突然松掉,各自瘫进自己的座椅里。

这样的画面总让我想起归园田居的陶渊明,他在《桃花源记》中如此写道:“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个湿冷的中午,一如既往慵懒的营盘街,一辆福田微卡缓缓地驶入进来,司机大概是第一次拉货来此地,他开得极其小心,看着前路的同时,又不断晃动着脑袋观察左右后视镜,倒不是担心头上蛛网式的电线,而是担心车尾会不会把各家撑在门口的遮阳伞给刮倒以及随时从岔路冲出的摩托车。

一路缓缓前行,来到信用社门前时,一辆奥迪A3和一辆丰田兰德酷路泽并排停放造成的路障让他又是一阵紧张,只好慢慢打着方向盘,力图从左手方向的空隙穿插而过,但因为转弯半径过小,几次均未成功。

押车人不耐烦地叫了停,打开车门利索地跳下,站丰田车旁边就扯开了嗓子:“哪家的丰田,哪家的丰田,快挪挪!”等他每次叫完,司机也配合地按响几次喇叭,一高一低犹如在唱歌剧。

我们几名工作队员正好吃完午饭从岔路口的饭店出来,老胖看着这场景入乡随俗地拉着我凑了上去。一打听,说是给我们拉床来的,这就更让老胖激动不已,跟着押车人一块儿唱起了二重唱。看着这俩宝贝儿的双簧表演,我站一边给敏敏打了电话,报上车牌号,不大一会儿就有一中年男子来把车给挪开了,还一边给大家发烟一边连声说着抱歉。熟人社会就应该用熟人社会的方式解决问题。

老胖在和押车人的合唱中建立了革命友谊,自来熟地跟着上了车方便指引去往的道路,我们其他几人七嘴八舌讨论着终于可以搬离宫宵公寓入住政府大院,也加快了回去收拾行李的脚步。

“这栋宿舍楼才盖好没多久,你们算很幸福了,一来就有得住,我住乡政府前面那栋老的宿舍都还住过好长一段时间呢!”敏敏习惯性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道,仿佛在叮嘱我,来到乡下就要迅速地适应环境。

我点点头,配合着他的演出,说道:“我们还不是偶尔在这住住,村委会办公楼没拆之前,大部分时间得在那边住,听说那边没网,有事还得两头跑。唉!说是这栋老宿舍也要拆了?”。

“是了嘛!老宿舍条件差,拆了平成停车场,新修的这栋配套设施齐全,水电都通,只是太阳能很不好用,冬天很没有热水,洗澡不怎么方便而已!”

“哈哈哈哈!那到时候再想办法咯!”我一边说着,一边试着水电。但往后两年的事实证明,对很多事情至少我是没有办法的。自来水的供应还比较正常,偶有停水也不会超过一天,可电就麻烦了,营盘没有变电站,一遇到刮风下雨就全乡停电,高海拔山区又从来不缺风神的眷顾,所以,每当变天,我们就得赶紧给手机充电,保存电脑文档,但这也促使我们在暴风骤雨中养成了良好的生活、工作习惯和危机管理意识。

我们工作队分得的房间全部在一楼,四个单元占其三,老胖和我们分到了一个单元,成了对门儿邻居,而我和老马哥又因为都不吸烟自愿组合在了一个房间。一室一厅一卫一厨的房间格局其实并不适合两人同住,估计当时的设计初衷也仅仅是为满足乡政府的单身或已婚人士一户一套,未曾考虑会遇到我们这样的搭配情况。

老马哥选择了住在客厅,把卧室让给了我,鉴于整个房间除了两张床就别无它物,一股家徒四壁所带来的淡淡忧伤竟让我忘了谦让,鬼使神差地就飘进了老胖所住的房间。

“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更漂亮.......”一边铺床一边自我哼唱的老胖,用他那肥硕屁股扭来扭去制造出的歌舞片效果瞬间将我拉回了现实。

清洁用品:笤帚、拖布、抹布、垃圾桶、垃圾袋,我迅速地在便签纸上记下一行;挂窗帘不现实,但得用挂历纸贴上,需要胶带;厕所外小阳台得拉根绳子晾衣服,要借电钻打眼儿,还得买膨胀螺丝、衣架、挂钩;桌椅板凳得想办法整一套,要不然可没地儿工作学习。

等我列好清单,再次来约老胖同往时,他已经在铺好的床铺上袒胸露乳、拥被而眠。我只好独闯龙潭,放手和营盘几大商帮玩儿一把袖里吞金妙如仙,灵指一动数目全的脑力游戏。

2015年至2016年,沃尔玛、华润万家、永辉百佳、家乐福等超市纷纷加入关店的行列,就连在行业中久负盛名的伊藤洋华堂与大润发也开始关店。导致行业利润趋薄进而关店的原因虽然复杂,大致也不外乎网络购物冲击、实体店面租金高企、人力成本上扬以及消费者信心不足等几个方面。但在营盘,习惯于城市生活常在超市购物的我,却对云峰购物广场充满了信心,对温商充满了信心,这站在经济学“成本就是放弃了的最大代价”的角度来看是极其划算的,明码标价带来时间的节约,老板已经投入的沉没成本还可以降低我买到“雷碧”、“老于妈”、“康帅傅”、“粤利粤”等知名品牌产品的危险。

不过除云峰外,在营盘每一家商店购物都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就如同在云南大多数地方下馆子吃饭一样,老板几乎是不会明码标价的,但是他也一定会在厨房的门口摆放冷藏展示柜,让顾客看菜下单,吃完之后唰唰几下算出一个价格,大多数人找不出怀疑这价格合理性的证据,就只能照单给钱。这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极不适应,认为这些老板都是心理战的终极高手,也希望他们的事业如乔治·阿克罗夫所研究的柠檬市场一样渐进崩溃,但长时间的见怪不怪却让我趋近于相信大量的重复交易是可以逐渐建立信任、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障碍的。

如此种种,基于一贯理性实情却是囊中羞涩的原因,我在云峰迅速购买完所需的清洁用品并送回寝室后,便开始一家家地比价采购其他物品。

在营盘街的北坡向南而望,一眼就能看清每个商铺所卖何物,但是如果换作一名城管工作人员的话,一定会对此极其不满,“怎么能连个门头都没有就当街作生意呢?”

在中国多地的城市管理工作中,店铺的门头招牌是被严格管理的,不但会规定设计的样式、制作的材质,连门头招牌挂放的高度都有要求,而且因为制作招牌的过程和安装过程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污染,所以一些城管部门在批准申请的时候会要求个体工商户缴纳数额不菲的保证金,等到改换门头再行返还,这是为了保证城市形象的统一。尽管我一直认为这样的统一会让城市过于单调而丧失特色,但即便以多姿多彩的霓虹灯招牌闻名于世的香港,在早期的市政管理中也曾要求整齐划一,最后因为管理成本过高和寻租的可能性极大不了了之,才无心插柳柳成荫。

不过对营盘这样的乡镇来说,沿街经营商铺的除了银行、国企,就是个体工商户,本地商人几无挂招牌的必需,外地商人所挂招牌也不会按照城里的统一标准制作,故而,营盘街虽然也总给人一种如临香港的逼仄感,但夜幕降临的烟火中却难以呈现霓虹闪烁的都市奇景。

而对当时的我来说,初来乍到之际,安全起见,门头的制作与否和水平高低必然成为我选择走进哪一家店铺购买所需要物品的重要指标。

无招牌:蛋糕店(1家)、农药专售店(1家)、水泥专售店(1家)、小卖部(7家)、五金农机店(2家)、童装玩具店(2家)、粮油生鲜店(2家)、冻货店(1家)、缝纫店(5家)、家具店(1家)、饭店(2家)、早餐店(2家),共计27家。

写真布招牌:饲料专营店(2家)、家具家装店(1家)、美发店(1家)、机车销售点(2家)、饭店(1家)、烧烤店(1家),共计8家。

灯箱布白钢包边金属框架招牌:数码照相馆(2家)、美发店(6家)、五金农机(1家)、五金电器(3家)、供销社农资联合体(1家)、药店(2家)、粮油生鲜店(1家)、家纺箱包店(5家)、电信手机卖场(1家)、移动手机卖场(2家)、烟花专售店(1家)、小卖部(2家)、钢门窗加工店(1家)、水泥建材店(2家)、家装建材店(1家)、机车销售点(1家)、鞋店(4家)、民族服装店(2家)、早餐店(1家),共计39家。

方管烤漆树脂发光字招牌:云峰购物广场(1家),共计1家。

铝塑板雪弗板字招牌:OPPO(1家)、金立(2家)、机车销售点(1家),共计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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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盘CBD

家挂着白钢包边招牌的五金店挨着云峰从北往南一字排开,每一家都在门外撑开遮阳雨篷以遮蔽其下堆积成山的畅销商品,这是西南乡镇常见的现象,商人们为了尽可能多地展示自己商铺所销售的商品,往往都会无所不用极其地利用店面和店外空间,于是整条街的两侧从远处看上去就像趴着两只巨大的蜈蚣,每一节体节上生长而出的步足才是这个店铺最致命的武器。

前面两家的老板都因为前几日的赶街天耗尽了力气,全部坐在店铺里,无心和任何人说话的样子,即便我走进店铺刻意制造出声响,他们也依然只专注于手中的手机或眼前的电视,而不愿搭理并非数字模拟信号转换而成的我。这样的尴尬气氛必须由我的主动打破,所以我只能不介意他们对数字鸦片的沉迷。但第一家的小伙子只愿意卖给我膨胀螺丝,却不愿意借给我电钻,也许是对于我外地口音本能的防范,我只好悻悻离去。第二家的店主人却在价钱上和我难以达成共识,我就只是习惯性的说了一句“少点、少点!”他居然就拿出了赢者通吃的姿态:“不卖了,不卖了!”这种从不讲价的决绝很像贵州商人,所以川渝商人在贵州才能迅速挤占市场,毕竟这种非品牌连锁经营的生意最需要的就是灵活变通。

当我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准备走进第三家店的时候,一名中年人笑着迎了出来,对这样的热情我出于礼貌也咧开了嘴,笑着问道:“老板,给有膨胀螺丝和胶带?”

“有有有!”我这时才在光线的侧照下看清他的样子,大约一米六的个头,明显勤洗的偏分发型下,一双类似吉娃娃的大眼睛有着精于世故的水润,宽平的鼻翼拱卫着隆起的鼻头,左侧稍有歪斜的嘴唇里一排并不整齐的牙齿正有力地回答我。

“哟!你说的普通话?不是本地人?”吃了第一家的亏,所以接连两家我均用了蒙自话里的语气助词“给”来组织语句,以避免再次借不到电钻的尴尬,但没曾想这位老板在听懂我说的话后,却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回答了我。

“我是福(湖)兰(南)湘潭的!”老板笑得愈发灿烂,一边说着一边领着我去往膨胀螺丝的摊位前。

我听着湖南方言里F和H不分的发音突然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欣喜,立马模仿着长沙话的飘音对老板说道:“哈哈哈哈!原来是湘潭的老乡哒!”

“你是长沙的?”老板眼睛一亮,望向我。湖南方言地域分布极其复杂,主要的就有湘语、西南官话、赣语、客家话、土话,有的地方甚至是隔一村就是一种口音,所以本地人很容易辨音识人。

“哈哈哈哈!不是,我四川的,半个老乡,不过我们家在长沙的亲属很多,我去过几次!你们湘潭可是名人辈出的好地方啊!”

“是哒是哒,福(湖)广填四川,几辈子前说不定还是亲戚叻!”随后的两年,我但凡经过他家店铺前都会和他笑笑打个招呼,也许就是这句话奠定的基础。

“老乡,电钻可不可以借一哈?”虽然有了半个老乡的情谊,但我还是得试探性地问问。

“可以可以,不过我这里没得用过的,只有新钻头,你用了帮我擦干净就可以了!”老板边说边从北墙的墙角处拿出电钻就准备通电试试好坏。

“那怎么好意思!”我嘴上客气着,身体却很诚实地帮他把插线板给拉过来。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都是老乡!”这句话让我感觉他不但拉近了我和他的感情,也拉近了我和我的偶像——曾文正公的距离。这位晚清名臣曾在我极度困厄的一段时间里成了我不多的精神粮食来源之一,我反复阅读他的人生轨迹和家书,有三点成了我的终生信条,第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绝不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让他人难堪;第二,保持开放和包容,泰山不辞细土,方能成其大;第三,实事求是,专注于当下,切忌“目光远大”,也就是文正公所谓的“未来不迎,当时不杂,过往不恋。”

见老板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常号称“真名士自风流”的我,不好再装模作样,顺水推舟把螺丝刀、手锤和人字梯也一并给借走。当然,往后的日子,我毫无例外回报了他的这一份信任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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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曾先生的五金日杂店

我和老马哥忙碌整个下午完成房间的重新规划和布置后,老胖撑着懒腰,打着哈欠走了进来,嗔怪我不叫他一块儿去置办这些东西,尤其是看见我和老马哥居然找来了两套桌椅后,更是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拉着我的手要我也给他找一套。

“就这么两套胳膊腿儿还算齐全的桌椅都还是我叫着敏敏一块儿翻遍了整个乡政府和小学才找着的,其他队员要用桌子的也是自己去废品站划拉的木条和木板,然后自己一锤一锤给钉起来的!”我当时心里想,“天天睡大觉就想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吃现成,可能吗?!”所以我只是脱口而出一个“滚”字,就再也无视他惯常对我使用的终极大杀招——卖萌打滚。

他看看我是铁了心不理他之后,又硬缠着我帮他钻几个挂晾衣绳的眼儿,我想想不帮他一次性搞定,到时候借东西还得我去,只好骂骂咧咧地去帮他钻孔。不过老胖还算有良心,看着我钻得满头灰的情况下 ,承诺晚上他请客吃饭——去营盘最高档的饭店。

朝阳饭店坐落在营盘内环线的中间位置,站在市场边上刚好能看见三层楼的顶上那几个表明身份的鲜红大字。“朝阳”的“朝”在念“zhao”的时候,整个词是很有生命力的象征,但大部分时候却念“chao”,比如神秘组织“朝阳群众”。我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念“朝阳饭店”,不过大家都叫“chaoyang”,还是随波逐流较好。来营盘的这段时间,我们每天晚饭后散步都会经过朝阳饭店的跟前,但从未踏足其内,在入住营盘乡政府公寓的第一个晚上,为了庆祝,老胖破了这个例。

老板娘拿着点菜单站在冷藏展示柜前等着老胖和我的决定,看来看去荤的也就鸡鸭鱼肉,素的倒是比别家多了很多常见的新鲜蔬菜,这在营盘是比较难得的,毕竟为数不多的几个小饭店就是那么几个山茅野菜撑场面。

“你想吃哪样嘛?”老胖让我先点。

“哦!又不是川菜,我咋个认得?”每次和老胖一块儿点菜,他都会先问我,但到最后都是他点一大堆民族风的菜肴,比如万年不变的“油炸臭豆腐”和“牛肉干巴”,所以我干脆每次点菜只当看客。

“有川菜嘛!”老板娘用明显模仿的四川话说道。

“哦?川菜?正宗不哦?”我常年在外的经验告诉我,四川饭店到处有 ,可一出四川就变味儿,一部分原因是在四川没什么手艺的跑出来糊弄人,一部分原因就是新派川菜结合本地口味的改良版。

“正宗嘛!”老板娘拿出了捍卫自家招牌的语气辩解道,“我老倌儿就是你们四川的!这腊肉都是他从老家带过来的!”

“哦?四川哪儿的?”我进一步试探道。

“南充!认得不嘛?”老板娘看来确是本地人无疑,云南方言的“老倌儿”等同于普通话的“老公”,“认得”等同于四川方言的“晓得”。

“啊!南充啊!我们以前一个地方的嘛!”我惊喜道,一般故意和某省人套近乎的是不大敢乱说更小的地名的。

“你南充的呀?”老板娘也惊讶道。

“广安的!小平同志的老家,以前我们都属于南充管,93年广安成立地区才划出去的!”我认真说。

“那真的和我老倌儿是老乡耶!”老板娘笑着说,“他今天没在,不然你们还可以摆哈龙门阵!”

我笑笑说:“有的是机会!我们至少在这儿待一年呢!今天先试试你们家的菜!”

“要得!”老板娘边说边记下老胖要吃的几个菜名,我看了菜单,估摸着几个人几个菜之后单点了一个鱼香茄子。

这道菜是川菜里的一道常见菜,菜的配料之一需要选用正宗的四川郫县豆瓣酱,假冒的会有怪味儿;鱼香味的调配必须掌握好糖、醋的比例,其中任何一味过量就会酸甜难当;茄子需要先切成宽条状,再在中间剖开,两侧打花刀,切忌切断;切好的茄子放油锅里翻炸,炸得外酥里嫩后起锅晾一边,这对厨师火候的掌握极其考究;郫县豆瓣下锅出油后再下其他配料、肉沫煸炒,待香味儿出下茄子,出油后倒入调配好的鱼香碟,小火慢炖让茄子入味儿,最后倒入红薯制作的淀粉勾芡,翻炒出锅装盘,撒上少许葱花即可。

此菜看似常见,却能系统考验厨师的调味、刀功、火候等基本功,食材本身吸油多的特点也对节约成本有很高的要求,比鱼香味系的鱼香肉丝更多一条考验的标准,所以川菜中无论上河帮、下河帮,还是小河帮,在茄子的烹饪上有再多的区别,一道鱼香茄子就几乎能品出厨师的水平高低。

还好,朝阳饭店老板娘所做的这份鱼香茄子成了往后两年里我在他们家最喜欢点的一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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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滇联姻的朝阳饭店

和老胖的房间分属两个门洞,但却是并排的一墙之隔,打开窗户都是和窗户相隔不到1米的爬满青苔的山壁,如果隔着一定的距离,我们可以利用回音的效果隔空传话,但太近的距离不但没有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乐趣,反而让我们的房间长久难见阳光,满是潮湿的气息,连对话都带着霉味儿。

“阿嚏”大清早起来就听到隔壁老胖打喷嚏的声音,我隔着窗户问道:“感冒了?”

“估计是,这两晚太冷,喝喝酒睡觉没盖好被子,这房间又潮得厉害,陪我去买点药嘛!”老胖说话的声音都能明显听出感冒的症状。

营盘街的药店无法使用医保,这让只带着医保卡的老胖措手不及,我也没有带钱的习惯,只好和来自重庆铜梁的老板说明原因,看能不能吃午饭的时候再来付钱。

“要得,要得!老乡,没得事,你空了哪阵拿来都可以!”重庆方言特有腔调的豪爽让老胖舒服地打了一个如炸雷似的大喷嚏,“阿......嚏......”

久处城市陌生人的社会,没钱寸步难行,在营盘,买什么东西都可以不用马上付钱,这种脱胎于宗法社会的温情脉脉总能让人为之心头一热。久未尝到这种滋味的我想着大冷天的出来一趟不容易,又拉着老胖去湖南帮开的几个家纺门市挑了一床毛毯。

“队长说是明后日就回蒙自休整一下,你还买毛毯干嘛?”老胖自己膀大腰圆,完全不知道微胖人士的苦衷,埋怨我道。

“你傻呀!下次下来我们就要各自进驻村委会了,大部分时间都要住在那里,买床毛毯这两天可以搭一下,下次来还可以带去那边用,三月份天气应该开始热了,晚上盖着刚刚合适!”我解释道。

“好嘛好嘛!你个龟儿子!”老胖嘟哝着,提着我的毛毯就大踏步地往回走,我与老板打完招呼,三步两步地追上去,和他一起走向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那一间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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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盘赶街天做买卖的少数民族妇女

月的最后一天,在多半队员因为对天气变化预估不足,相继病倒的情况下,队长决定带领大家第一次离开营盘——回蒙自休整几日。

之前送我们下来的依维柯当天就返回了蒙自,我们这次回去只能选择乘坐营盘的中巴车。因为老马哥大前年自己一个人在营盘的时候,和几个时间段的中巴车司机已经厮混得较为熟悉,所以队长委托他在回去的头一天就去预定了座位——这段时间还是春节后外出的高峰期,位置必须提前预定。

六点半准时出发,我们全都提前起床洗漱收拾行李,其实相较第一次下来时的大包小包也没有什么行李,一个背包就塞满了所有换洗下来的脏衣服,“不再需要提着床单被褥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心里想着,“反正盖完就扔这儿了!”。

坐车得从位于营盘街北坡的乡政府一直走到南边靠近营盘中学的一个拐弯处,六点半这趟车的司机每晚会把车停在位于此处的自家门口的街檐坎,这是一栋两层楼的商住两用房,楼上是一家人的住处,楼下是商铺,司机的老婆经营着一个小卖铺,也兼着收发快递,这样的分工合作使他们在营盘的生活水准可以傲视很大一拨人——包括乡政府那些体制内的人。

我们来到的时候还差十分钟才到六点半,这是我出行乘坐交通工具的习惯,赶早不赶晚。此时中巴车已经发动,司机却没有在车上,估摸着是趁热车的当口吃一点东西,毕竟起这么早,还得在山路上驾驶整整的4个小时,人是很容易打瞌睡的。

车周围已经聚拢着一些乘车的老百姓,好几个年轻男女拖着箱子,三三两两地在车旁或蹲或站,小姑娘玩儿着手机,小伙子抽着烟,香烟的点点火光在浓雾笼罩的夜色里忽明忽暗。他们抽的应该是红河88,这种烟是红河地区普通烟民的最爱,12元人民币就可以让人享受好一阵子的吞云吐雾。再高一级达到较高普及率的就是我们这帮队员里几个老烟枪抽的云烟软珍,尽管我从来不曾享受香烟给我带来的虚幻快感,但这却成为我日常判断人们身份的一个重要指标。

“滴......滴......”司机准点让喇叭响彻整个营盘上空的同时,招呼着所有人上了车。在点算人员齐全之后,我们与同车过道里面堆满的行李箱、货物,车顶上装满本地土鸡的家禽运输周转箱共同踏上了归途。

真是辗转漫长的一天——车窗外,寒雾起洞壑,道骑全不分,山树都如失;车厢内,呼噜连声起,烟雾遮望眼,怪味袭人鼻。我坐在车后一个靠窗的独座上,还未从沉睡中完全醒来,在各种怪味儿和透过窗缝袭来的丝丝寒气包裹中,我又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变了样——太阳借着白云的散射,一点点将光芒穿刺到大地,脱离营盘群山的中巴车,行驶在一片开阔的地界,周围再没有高耸入云的杉木,放眼望去倒是有很多裸露在红土地外的嶙峋怪石。

我问老马哥这是何地,“铜厂乡的地界!”他答道。

同车的大多数人也已经醒来,各种声音代替了之前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尤其是嘴里各种咀嚼干粮和大声打电话的声音,迫着我带上耳机最大音量播放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当时只有这首当年贝多芬写给拿破仑的交响曲才能使我不至于完全屈服!

“前面堵车了!”老马哥坐在司机背后的位置对大家说道。

我将头伸出窗外:山路上,已经有十多辆车停在道旁,最前面依稀有几个人影在指挥着一辆铲车推着从道旁山体垮塌下来的石块和泥土。

“哦豁!塌方了!”对于被堵在半道上,老胖并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闷闷不乐,反而傻呵呵地笑着走下车,抽起烟来。

“起码半个小时!”老马哥站在车门边给已经下车的同事说道,“这边挖矿,水土流失有点严重!”

我看看过道堆积的货物 ,懒得下车,坐在座位上只凝视着车窗外:道旁几间木板搭建的房屋,墙上写着几个大字“加水”、“厕所”,宽大而空旷的地平线上就这几间房屋有一点人间烟火的味道。这样的场景在云南边陲我曾经看到过多次,一两个老人,抽着烟筒闲聊着,和山林做伴、与禽兽为伍,守着这么几间为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提供人迹罕至处的一丁点暖意的房屋。

“起码半个小时”在事后证明了老马哥的远见,我们在此足足堵了一个半小时,在老胖把一包烟散完抽完外加玩了半个多小时花花草草之后,我们才又重新上路。但这第一次相对于之后两年我们每一次的堵车仅仅是一碟开胃小菜,只不过当时大家还未习以为常,所以才有了猝不及防之下的怨声载道。

12点过一刻,中巴车终于缓缓驶入金平县的新客运站,我们还需换乘去往蒙自的大巴,而老胖大油肚发出的咕咕声响却提醒着我们这一路风尘下的饥肠辘辘,该吃午饭了。

好返程的车票,还有接近两个小时出发,时间足够我们饱餐一顿,但是在选择去哪儿吃,吃什么的时候,老同志们却犯了难。虽然他们来金平县城的次数也不少,但从未单独出来找过饭馆,大伙儿看着车站门口一排的饭店,也生怕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被痛宰一顿。我那时候多希望有一家金拱门(麦当劳)或者开封菜(KFC)出现在我们面前,即便它们都改了十分接地气的名字,但全球统一标准下,它们的口味和品类依然能有保障。

“我看大众点评上说这附近有几家饭店,火锅、炒菜、小吃什么都有!”何晓扬给队长建议到,边说还边翻看着大众点评上每家饭店的详细信息。

“远不远?”队长问道。

“就几百米,我看GPS定位就在旁边这汇金半岛斜对面那条街里!”何晓扬回答道。

“那走吧!”队长一声令下,全体队员满怀着望梅止渴的憧憬,一扫舟车劳顿的疲倦,健步如飞地奔向了前方。

果然,一条街好几家饭店,有几家本地的米线馆,一家川味鱼火锅,还有一家打着“广安猪肝面”招牌,售卖面条、抄手、炒菜的川菜馆。在左右权衡下,队长为了照顾我的口味,也看看正不正宗,最终选择了此店。

“老板儿娘,你勒里有些啥子吃的?”既然敢挂广安的牌子,肯定就得我来检验真假,在咨询了大家的意见后,我第一个跨进店门,对站在柜台后的老板娘扯了一嗓子家乡话。

“耶!老乡咯!你们想吃啥子?我们勒哈儿除了火锅儿,米线、面条、抄手、炒菜啥子都有!”老板娘笑嘻嘻地回答道。

“炒菜嘛!有些啥子特色的菜吗?”

“哎呀!特色嘛!你过来冰柜儿勒哈儿看哈嘛,都是嘿新鲜的材料,你想吃啥子味道儿,哪种做法,我喊我老公做就是了啥!”说着,老板娘就把我引到了展示柜前,趁着我挑选食材的时间,迅速把一张大桌子给收拾出来,铺上塑料桌布,摆上碗筷,满上茶水,四川女人的麻利勤快劲儿在这名四十来岁的老板娘身上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

点好菜后,我忍不住还是要求老板娘给我单独下一碗猪肝面,这是我每次回老家第一个早上必吃的美食,难得于异乡得见,实在抑制不住这思乡之情。广安猪肝面,应该说是武胜猪肝面,不同于重庆小面的麻辣重口,其最大的特色不在调料而在其冒子上,根据食客的个人喜好打好调料,起好面条后,先往上浇上一层选用前夹肉和五花肉以4:6肥瘦搭配炒制而成的杂酱料,再铺满一层必须切成半透明状以红薯粉挂浆汆水不超过5秒呈花瓣状爽滑嫩绝的猪肝,色香味俱全,简直完美。

“你们广安哪儿的哟?”我为了预估猪肝面的正宗程度,又和老板娘搭讪起来。

“城区的啥!”老板娘边给我下面边回答我。

“意思你们去武胜学的猪肝面?”

“就在广安学的,这个简单,几样佐料一打,冒子一放就可以了啥!”老板娘大大咧咧地说道。

“哦!要得嘛!”我打着哈哈,心里已知这碗面凶多吉少。要知道做好一碗猪肝面,选猪肝都是一门学问,更别说片刀、去味儿、上色等步骤。

“平时生意怎么样?”出于老板娘对一碗面的态度,我满怀狐疑地问道。

“还可以呀!不过才过完年,好多老乡还没出门,过段时间人就多了!”

“也是!一般过完大年,也差不多就过来了!你们春节没回广安?”

“回了的嘛!去年对面的汇金半岛修到一半就‘半倒了’,老板儿拿不出钱,嘿多做活路的老乡都提前回家了,我们屋头的生意都还受了影响......”听着快言快语满是乡音的老板娘说道,我几乎忘了她对猪肝面的态度,而她老公之后的几道特色菜也着实为她扳回了不少分。

“你们勒哈儿租金贵不贵?”

“便宜惨了!我们勒个房子上下两层,还是临街,你猜,才好多钱?一年四万!”老板娘不无自豪地说道,眼神中闪现出她对自己好眼光的赞许,“在老家的话,起码十二万拿不下来!”

我微笑着点点头,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经济的根本问题,总量倒是在这三十多年中不断扩大,但南北、东西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问题却日益严重,所以才需要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实现中国梦,全体公民一个都不能少......

“龟儿子,吃饭了!”老胖大声对我喊道。

“来了!龟儿子!”我抬着猪肝面径直走过去坐在老胖身边。

他看见我独一份的面条,又不高兴起来,非得嚷嚷着要先吃两口,这样的事情在往后时有发生,让我始终怀疑老胖在性心理发展阶段的0-1岁口欲期是不是经常被饿着,以至于在成年之后成为如此严重的一个吃货。

一顿饭转瞬间就在一群久未进城者的风卷残云中杯盘狼藉,而我们终于坐车驶入蒙自高速收费站的那一刹那,仿佛才又感觉到了恍若隔世的夕阳下的奔跑。


商    帮

在中学时期,曾经把金庸、古龙、黄易等人的武侠小说翻来覆去地阅读,沉迷其中不得自拔,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让我不得其解,大侠们倒是纵横江湖快意恩仇,可济贫扶危的一掷千金这“金”从何来呢?总不能人人都学罗宾汉吧!尤其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儒侠们,更不可能去行此“非礼”之举。

所以在历史的故纸堆中我不断探寻,当我有一天顺着武侠小说发展的脉络将之和中国历代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变革的情况相结合再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才发现,武侠小说大师们其实早就告诉我们大侠们纵横江湖的资本从何而来。

少林和武当历来由皇家供奉,有大量的田产,是名副其实的大地主;青城派由道教的天师道创建,在巴蜀一带信徒众多,每年光捐款捐粮都仓廪充实,道士们再制售战略物资——道茶,说是富可敌国也不为过;明教来自波斯,占着东西方商贸要道,收取过往客商的买路钱亦可赚得盆满钵满;中原各大镖局,纵横江湖,做着物流和安保生意,黑白通吃......即便独来独往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等网红刺客,也有各自的金主给他们狂刷礼物。

大侠们快意江湖,其依托的不论是皇家,亦或是士大夫阶层,还是四民之末的豪商巨贾,其实都说明了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梦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金钱驱动方能前行。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人类社会早期,部落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靠氏族血缘来分享产品和服务,这是老子所追求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形态,无需或甚少和外界发生交易,简单的以物易物便可取得各自想要的物品,这种状况在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并无改善的迹象。直到城市和王国兴起,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社会开始出现专业化分工,各个地域因为气候条件、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的不同,所出产物资互相交易的需求上升,以物易物再难为日趋复杂的经济体系服务,于是出现了被不同阶层的人所共同信任的一个概念——金钱,在中国的历史上,它时而是贝壳、时而是圜钱、时而是五铢钱、时而是交子、时而是银元......

借助金钱这一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人类互信系统,商业发展起来,商人有了立足之本,同时又通过宗族、亲友等关系形成商帮,在人类所能到达的各个地方书写各自的传奇,即便在如此偏僻的一个贫困乡镇——营盘,也是各大商帮尽显身手,浙江商帮经营最现代化的商超;湖南商帮横跨农药化肥、五金机电、家纺家饰、鞋靴箱包等行业;川渝商帮代言数码家电、承揽工程建设、经营饭店药店、销售家具制品;本地商人则利用他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在家装建材、餐饮生鲜、日用百货、美容美发、机车用品等方面默默耕耘。

扶贫工作队因为工作生活的需要,在驻村期间,和这些商帮的商人建立关系、进行交易、见证兴衰,而我也在第一次装修房间的过程中,和他们中的某些人成为了熟人,两年内得以近距离地观察他们,并透过这些商业上的竞争和合作来理解并思考中国商帮在经济全球化的智能时代可以如何敬畏过往从而把握未来。

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犬戎入侵,西周灭亡,中华大地进入春秋争霸时代。至前685年,胶东半岛的齐国国君齐桓公,这个在复杂政治斗争中幸存下来的君王在听从人生导师鲍叔牙的建议之后,赦免了曾经射杀自己的管仲并拜他为相,君臣同心,励精图治,管仲以“四民分业,士农工商”,推行一系列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诸多领域的整体配套经济改革,使齐国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这项伟大的改革成就不但使管仲自此成为羞羞行业的祖师爷,而且“士农工商”首开中国历史把社会各阶层按照职业来划分管理的先河,使得商人也作为四民中平等的一员第一次正式登载史册。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奋六世余烈,合制六国统一天下,北连长城以拒匈奴,中原王朝以农业立国的传统至此成熟。但靠农业征收的税赋难以支撑国家长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在秦朝建立短短15年便告灭亡的事实中得到了印证,于是公元前81年发生在汉朝宫廷的“盐铁会议”,及其随后的会议纪要《盐铁论》就具有了历史性的重大意义,它为往后的历代统治者提供了最具参考价值的国家经济治理参考范本。其后稳定的王朝统治者均擅以民众热衷工商,荒废农业为由,“扬本抑末”地不断打压民间工商业者,却大力发展各产业的国有垄断经营。

至明清之际,贫苦农民家庭出生的朱元璋在权力的游戏中拔得头筹,成长过程中的早熟教会了他特别发达的“专制智慧”,通过实行对外闭关锁国,对内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公元1301年至1701年400年时间全面实现了零增长。明清闭关锁国的直接后果,是中华帝国从此在世界时间上停滞了脚步,而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之后的西方文明却站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从彼时至今依然主导着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格局。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明清工商业界诞生了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三大商帮——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尽管他们几乎等同于官商经济的代名词。

清末洋务运动、民国初建时的地方自治、国民政府的“统制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让商人群体时而弄潮时而绝迹,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反复博弈,使中国这艘巨轮在历史的长河里航行得并不一帆风顺。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以“不争论”的态度,“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的自由主义,“摸着石头过河”的勇于探索精神,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在中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彻底释放了民间活力,由此拉开中国经济高速腾飞的序幕,盘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盘大棋,山东、苏南、浙江、闽南、珠三角等五大新商帮趁势崛起,其他各省商人纷纷效仿,新徽商、新晋商、新渝商群雄争锋至今三十余年。

可见,工商业作为完全不同于农业的一种经济活动,虽然在中国先秦时期便已出现,但它在鸦片战争之前始终没有成为主导中华帝国前进的力量。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蹂躏之下,中国各阶层意识到借助技术进步发展工商业所创造的巨量社会财富才足以实现民族自立自强,这才在多方博弈的过程中历经一百多年艰难地完成了包括整体社会制度在内的全面变革,迎来工商业高速发展的曙光。

么除了历朝政府“重农抑商”的政策压制,究竟还有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这个国家,在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发展基础之上,居然没有孕育出现代工商业文明的星星之火呢?

这个问题还得从头说起,我们知道,就目前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来看,地球上所有的人类都来自于大约7万年前的同一个智人母亲,母亲的部落和其他部落交配繁衍,人口不断增多,这时水平极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面对有限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剩余人口只能寻找新的地方来获得生存的一切条件,就这样,经过几万年时间和空间上的迁徙,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这一路走来,人类在相当的历史时期里孕育出了主导世界的农业文明,但同一文明阶段的不同地区却又发展出了不同的文化,这是受到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约束而生成的。

我们在此来对比一下环地中海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就不难发现这两种约束条件对形成制度、发展经济、孕育文化、提高技术的重要性。

按照智人迁徙的进程,环地中海文明是必然早于中华文明发生的。公元前4000年左右,从东非大裂谷走出来的第一拨智人后代沿着尼罗河流域建立了古埃及第一王朝,同一时期,也是这拨智人的后代在两河流域构建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地基。这两个文明所处地带的气候同属于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的地中海气候,作物的生长季无法与雨季配合,这就需要它们的地理共性都要有适宜于农耕文明的灌溉条件,尽管河水泛滥成灾的问题一直未曾得到解决,但是河水冲刷过后的土地反而更适宜于耕种,这就为定居式农耕文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在古代世界,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随着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出现马尔萨斯陷阱,除非又有剩余人口开始迁徙,于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越过爱琴海的智人后代又在克里特岛发展出了希腊文明的前身米诺斯文明,之后与迈锡尼文明的融合正式成为了希腊文明,也就是今天西方海洋文明的开端。

然而,希腊文明与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虽然同属于地中海气候带,但希腊却并不具备其它两者所具有的肥沃大河流域和开阔平原,反而是连绵不绝的山岭过河将陆地隔成小块,这就决定了古希腊文明不可能发展成完全的农业文明,加之古希腊位于地中海东部,扼欧、亚、非三洲要冲的绝佳地理位置,以及犹如内湖般平静的地中海所形成的优良港口,古希腊发展成半农业半工商业的文明形态成为必然,这种文明形态的代表有我们极其熟悉的两个名字,斯巴达和雅典。而两者于希波战争中联手取得的胜利更使古希腊文明达到了最顶峰的辉煌,这一时期一系列承前启后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此展开了思维与存在的终极思辨,使得哲学这一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唯一基础学问成为了开启西方近代工商业文明的契机,即便这一等就是十多个世纪。

这十多个世纪,环地中海文明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技术等各个方面均发生着极其缓慢的变化,这与神权凌驾于一切的专制统治密不可分。但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反复入侵下分裂成东西罗马帝国之后直至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却间接促成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神权和世俗统治力的下降,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崛起,这就为后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这三大西欧近代思想解放运动预备了革命的火种,其中又以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德国打响第一枪的宗教改革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在此我们必须借助基督教在欧洲的大致发展历程来看马丁·路德提出的宗教改革对整个中世纪社会造成的犹如闪电划破长夜的震撼性效果。诞生于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早期曾受到罗马帝国10次大迫害,后因教会不断传播而使罗马执政当局最终取消反教政策,并于公元393年被狄奥多西大帝定为帝国国教。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西派教会以罗马为中心形成天主教传统,东派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形成正教传统。分裂之后,天主教教会面对的整个西欧世俗政权出现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频繁更迭,但这并未影响到天主教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教皇眼中,整个世界都是上帝的,自己是上帝的最高代理人,皇帝、国王都是自己的仆人,所有人都得服从教皇的管理,这就和东正教中皇帝最大的政教合一结构完全背道而驰。所以,教皇和皇帝的矛盾历来已久,经历1000多年的明争暗斗,到公元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95条论纲》直指教皇权威的宗教改革,立即获得了国王的支持,再借助印刷术的发明,马丁·路德翻译的德语平民版《圣经》像病毒一般传播开来,这就彻底打破了以教皇为首的神职人员阶级对基督教教义的垄断解释权。从此,新教与天主教、东正教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三分天下。

宗教改革凭什么成为除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之外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起到决定性的因素呢?这就不得不谈到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中提出的因信称义和在委托管理上发展起来的世俗禁欲主义这两个观念。

首先,我们来看何谓“因信称义”,从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因信”,就是因为信仰的意思,基督教信仰谁,信仰上帝。那么“称义”呢?这就不得不说基督教里的一个概念——“义人”,即正义的人,脱离原罪的人,整句话连起来的意思就是因为信仰上帝就可以被称为合格的脱离原罪的人。这个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世纪以来,一个天主教信徒行为的好坏是由教会代表上帝做评判的,但是马丁·路德在《圣经》原文找来的这一句“义人必因信得生”,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告诉广大信众,别听教皇和那些神职人员瞎掰,想得永生,买赎罪券是办不到的,遵守繁文缛节的天主教仪式也是没用的,上天堂唯一的办法就是信上帝,不论做好事还是坏事,当然上帝必定会引导你一心向善不做坏事,所以信众可以直接给上帝打call,根本不需要教皇和神职人员来当中介。

接着,我们来看委托管理这个概念。在基督教的教义里有一个基础教义——“原罪”,它是指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与它相对应的就是“本罪”,它指的是各人今生所犯的罪,天主教则在此基础上按若望格西安和教宗额我略一世的见解罗列出均因贪婪而起的七宗罪,所以长期以来,天主教的教义认为一个人劳动仅能作为其谋生的手段,若因此牟利则是极其可耻的,是只能下地狱的。话虽如此,但信众在劳动过程中,难免手滑,多创造出来的财富怎么办呢?天主教告诉信众,来吧!交给我们吧!这也就是为什么天主教能在将近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腐败得一塌糊涂的物质基础。那通过“因信称义”拆除了教皇和神职人员这一阶层之后,多出来的财富怎么办呢?若自己留下则上不了天堂,扔掉又不符合艰苦朴素的教义。这时候,委托管理这个概念就起了作用,马丁·路德告诉大家,一个信徒要想上天堂,除了精神上侍奉上帝,在世俗生活中则应该选择一个正当的职业,埋头苦干,只要是劳动所得,都是虔诚的信徒,不过你得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能挥霍多出来的财富,因为这仍然是上帝他老人家的财富,你仅仅是临时替他看管而已。在此基础上,法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得救预定论”又上演了一把神助攻,“上帝选民”的概念进一步加剧了信众愈加努力创造财富好上天堂的愿望。

马克斯·韦伯曾对宗教改革的结果进行过十分详细的论证和描述,指出这次改革通过对信众观念上的颠覆,提高了每位教徒理性化的程度,不断地理性化塑造出一种新型人格,个体人格的融合又造就新型的集体人格,这种人格是以入世禁欲主义精神苦修的宗教生活方式和工于计算敢想敢为且怀着资产阶级见解和原则的工商业头脑相结合的集体人格。但并不是说新教伦理就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已,如果缺乏西欧和部分中欧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也不可能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

也即是说,除了这些地方以外,现代资本主义在其他地方发生的概率极小或者为零。推论至此,我们心中的疑问还是没有得到完整的解答,即便一切如韦伯所说,多元因素决定的论断下,中国究竟在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两方面与环地中海区域有何不同,竟至于即使有一点点工商业文明的萌芽也最终被捻灭?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又该作何解释?

们在前面说过,智人是从东非大裂谷开始迁徙的,最初大致是朝南北两个方向在走,我们今天中国这片土地上所居住的人类就是往北走这一支的后代,他们沿着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恒河流域一路走来,最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孕育出了中华文明最初的模样,而这最初的中华文明准确地说,应该起源于中原文明。

何谓中原文明呢?以目前考古学的证据来看,夏商周文明就是早期中原文明的代表,它的地理位置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属于今天河南省的地界。这块儿区域往北是太行山山脉、往南是秦岭—大巴山山脉、往西是黄土高原,只有往东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所以周人在取代商人之后,分封天下诸侯,这些诸侯所建国的区域也大抵是在黄河中下游沿线和整个华北平原,之后随着铁器取代青铜器、耕牛在农业上的运用等技术推动,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提升了一个台阶,才逐渐形成战国后期齐、楚、秦、燕、赵、魏、韩七雄争霸的格局,直至秦始皇横扫六合,先秦时期的中国最终成型。

彼时的中国往北直达内蒙古高原,往南与南亚次大陆隔喜马拉雅山脉而望,往西已至雪域高原脚下,往东与蓬莱仙境隔海相望。在地理概念上已经包含了世界陆地的五大地形,平原、山地、盆地、丘陵、高原;横跨温带大陆性气候、温带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等多个气候带;中华文明也纳入了更多的内容,除中原文化外,有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关中文化。

广义上的中原文明至此成型,它所生长的基础就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约束下的人类农耕的生存方式,并且这个基础的扩张极限最终固定在了400毫米等降雨线,历代中原王朝还通过修筑长城的方式来实现了天人合一。

在这样一种无法和其他地域高效进行交流的半封闭式的生存结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儒墨法道等诸子百家学说又经过汉武帝在意识形态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么一搞,“重农抑商”就几乎成了历代中原王朝的基本国策,至于说明朝中后期东南沿海隐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目前学界争论颇大,但结果是无可辩驳的,那就是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中华文明依然没有从农耕文明转型成为现代工商业文明。不过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宋元两朝却是较为例外的存在。

现代中国大众的眼中,元朝作为一个崛起于草原横跨欧亚大陆的多元帝国自不必论,只看历代中原王朝中最值得骄傲的强汉盛唐以外的朝代,单单宋朝始终被一个“弱”字概而述之,在此我们不争论这个“弱”字是否恰当,我们仅在最基本的事实面上来思考这个赵姓王朝到底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了些什么?

北宋的建国大业通过戏曲、小说等形式早已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但我们往往只关注故事的精彩程度,却很少去思考这些故事背后的前因后果,更难理解这些因果一环扣一环的内在逻辑。我们先来看黄袍加身的陈桥驿兵变,在很多时候,大家会认为赵匡胤是一个虚伪的野心家,只会欺负孤儿寡母,这种论断显然太过片面,因为从赵匡胤早期的经历去分析,他之所以能开朝立国更多的是时势使然。这还得从唐朝的安史之乱开始说起,李唐在隋末乱世起兵的时候,军事动员制度是承袭两晋南北朝以来的府兵制,这种机制在当时很适合有限地盘内的战斗,但是等到大唐一统宇内,尤其是将西域纳入其版图之后,这种适宜于农耕文明受制于门阀士族的动员机制就不行了,所以唐朝开始设置大大小小的藩镇节度使,这就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安史之乱之后,大唐王朝的中央再也无法对地方形成强有力的控制,至唐开平元年朱温篡唐自立,中原进入五代十国时期。这个阶段的中原内部各政权打得不亦乐乎,外部也是强敌环伺,尤其是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大辽,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成游牧和农耕两种生产方式整合并建立配套制度的二元帝国更成了所有中原政权的噩梦。赵匡胤所服务的后周政权就处于这样的外部环境下,本来一代英主柴荣是有可能完成一统中原,收复幽燕的政治理想的,但天不假年,39岁病逝的后周世宗只留下一个主少国疑的烂摊子给一帮大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手握兵权的赵匡胤即便自己不想当皇帝,他手底下那帮弟兄逼也会把他逼上皇位。同样的道理,往前有玄武门之变,往后有日本侵华可鉴。

当上皇帝,至于稳不稳还是两说,毕竟五代十国血淋淋的例子近在眼前,这时,赵匡胤自导自演的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就上演了。但是强敌环伺,功勋武将被集体撸了串,总还得有人来带兵巩固国防吧!于是大量的文人被启用并形成牢牢钳制武官系统的力量,中国历史上重文轻武的国策就此埋下种子。当然,文人系统的这些士大夫也得管住,这才有了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不论故事真假,至少有宋一代是从不杀士的。这样的传统也是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提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样无君无父的改革理论怎么可能见容于当世。平衡完军队和行政官僚两个权力系统,还有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维持一个政权统治最基本运转的经济制度,说白了就是钱从何来,要知道北宋仅仅是半壁江山,虽然长江流域在衣冠南渡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开发,但通过征收农业税金得来的财政收入对供养极其庞大的军队和文官系统还是捉襟见肘的,所以,经济制度必须在适应当时社会整体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开前朝未有之先河。

故而,宋朝实施了比汉唐更为严酷的国有专营制度,凡是具有资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的商品,统统收归国有进行授权经营,公开允许官员经商,对土地的兼并也不采取抑制的措施,同时将经营分散、管制较难、利润微薄的产业向民间全面开放,只征收极低的工商业税金。这一系列经济制度的安排就造就了北宋建国以来空前的经济繁荣新格局,一方面国有垄断企业数量逐步减少,利润却日趋丰厚,但均集中在上游产业;另一方面民间资本规模散碎,但数量巨大的工商业者活跃在中、下游产业,并且在土地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有积极向海外拓展的需求。这种经济格局往后发展的结果就是政府和民间财富均呈量级增加,所以政府对内对外的问题都可以运用财政手段解决,而大量民间财富的聚集必然催生出高度繁荣的文化和技术发明的广泛应用,例如朱熹对儒家学说的再造、造纸术和印刷术对儒释道经典的传播、指南针大规模应用在航海领域......其中,指南针在促成宋朝规模巨大的海外贸易的同时,又将程朱理学的儒家思想散播到了环中国海的广大区域,形成了从东南沿海到日本再到南洋群岛的经济文化共同体。

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实不为过。即便之后的中国历代王朝统治者因为王安石涉及政治、经济的全方位配套体制改革失败,而不得不采取趋于严厉的社会管制和保守的经济策略,但中华文明的影响已然无远弗届,播撒在南洋群岛自带工商业文明基因的华人种子开始茁壮成长,并在数百年之后反过来成为塑造近代中国的中坚力量。

比完环地中海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我们可知,古代中国之所以长期以来能够发展出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却始终无法转型为工商业文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所形成的基本生存格局是决定性的因素。即便不同时期也曾在民间形成过大大小小诸如欧洲社会一样的自治行会组织,萌发出工商业文明的气息,但因为宗族意识强烈的小团体天然的排斥外部权力控制,加上古代社会地理分割、交通不便、语言障碍就自然会导致古代中国的工商业者难以发展成为一个有强烈政治诉求的规模巨大的利益共同体,进而影响国家和民族的走向。

可近代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者为什么面对同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却能形成助力中国取得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一支主要力量呢?这就不得不从华人第一次下南洋开始探寻。

自北宋建国开始,民间经济的繁荣促使大量技术发明在各个行业得到广泛应用,造船技术的提高,指南针的应用和改良使得东南沿海,尤其是浙南至广东沿线的工商业者,在面对农耕文明下地少人多的现实窘境,选择向海外谋求生路的可能性提高。但是,不同于地中海的风平浪静,南中国海直至印度洋的风云诡谲,限制了当时技术条件下的海外谋生者,民间资本也不能同郑和下西洋的国家资本相提并论,综合考虑投资的风险、成本、周期和收益,理性选择后的海外谋生地点只能是南洋诸岛。

于是经过宋元,直至明朝初期,西太平洋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以白银为统一货币、无关税壁垒的经济联盟,这样一种当时世界上覆盖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最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要早于凯恩斯在《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提出的国际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构想近一千年。

公元1492年,哥伦布引领的“大航海时代”正式拉开帷幕,中西欧各国又借着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浪潮开始进行民族重塑和国家的现代化建构。但朱家王朝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而取代明朝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虽然在大陆通过非常高明的统治手腕,开创性地整合了汉、满、蒙、回、藏等诸族,奠定了今日中国之版图,却继续了“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的海禁政策。可是在已经有效运作数百年的一体化经济基础之上,中原王朝的制度和文化影响力早就渗透到环中国海各个国家的方方面面,这样的影响根深蒂固,脱离中原王朝统治又与家乡宗族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泛南洋华人,或者说是海外华人去国怀乡,适逢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就必然成为古代中国转型为现代中国的枢纽。这种枢纽性的力量彻底爆发在第一次是开始于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至1927年国民党北伐战争结束,第二次在1978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直至今日。

南洋华人之所以能成为这种枢纽性力量,可不仅仅空有一腔报国的理想就可以实现的,他们必须接受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种制度的观念改造,融入到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之中,既依托宗族关系在全世界开枝散叶,又遵守现代法律秩序参与到全球贸易,南洋诸岛在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于海洋文明主导全球格局的时代愈发彰显。

而这种融合了中华文明传统和现代文明秩序的新观念塑造下的海外华人商帮通过沿海的省份和经济特区,一环扣一环以涟漪的波动频率投射进了大陆地区,活跃了民间资本,繁荣了社会经济,促使各地商帮纷纷崛起。

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早期面对海洋环境恶劣、航海技术水平不高、当地土著居民竞争、区域统治者打压等外部不利条件时,宗族关系能够带来极强的凝聚力,但即便是形成各个诸如客家人、潮州人、福清人等等地域性的小团体,族群的民族主义也始终无法与宗教改革之后的普世主义相抗衡,一种是只有华人或者地域性华人的组织方式,一种是只要信教就不分种族都是上帝子民的组织方式,哪种组织的力量更为强大,不言而喻。宗族关系稳定性导致的排他性等负面效应就显现出来,以此为基础想象出来的民族主义其与生俱来的血液里就不可避免带有这样的多重基因。

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孙中山在早期革命的时候提出过一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政治纲领,这个纲领好不好呢?刚开始看来,还是能起到收敛汉族人心,光复汉族十八省的作用的,注意是十八省,武昌起义时高举的铁血十八星旗就是这种纲领的实际践行者。包括清末民初的思想家、革命家章太炎就是这种主张的积极鼓吹者,他甚至提出革命后的中国只应该包括中原的汉族地区、朝鲜、越南和半个缅甸这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区域。

但是此时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在经历历朝历代民族融合之后,谁能说清楚汉族身上就不带有少数民族的基因,少数民族就不流淌汉族人的血液?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之后的“中国”这个概念也早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再局限于周王“宅兹中国”中“天下中央”的原初定义。并且等到革命一旦搞起来获得成功,如果只动员这十八省革命的话,那在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也必然被列强肢解,到最后这十八省能否巩固成功也陷入未知。所以无论从承认民族融合的意识形态还是维护中国实际控制版图的现实紧迫性都迫使临时民国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不得不追求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加上《清帝退位诏书》对此观点的加持,才能保证民国法统继承的正统性,最终完成全国形式上的统一。

我们再来看共产党,早期在苏联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犯了很大的错误,但它的政治纲领却是始终超越于民族这个概念的,那就是解放全天下受苦受难的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这就不局限于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格局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打破国界、民族、种族的一种全新的思维脑洞,所以等到共产党结合中国国情开始反思革命的一刹那,战胜国民党取得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只是时间问题。

到此,我们再来看目前中国商帮存在的问题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就清晰了。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已成必然,商业作为超越国界的力量既要通过国家资本也要通过民间资本去重构世界秩序,那么在全球化程度还不够、交通便利、语言不成为障碍的今天,中国商帮首先应该做的就是打破自身内部宗族关系的地域性,其次以现代化公司治理的方式重构组织使之融入到当今世界商业运行体系内,最后摒弃“非我族内、其心必异”的偏见,与其他团体于合作中建立全新的中华普世主义。

面对现代西方工商业文明带来的全球性的环境和资源问题的当下,参考中华文明的精髓,结合现代工商业文明的逻辑,构建智能时代全新的人类共同文明,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后续精彩情节,请听下回分解:

《南疆战歌·我在边疆中国扶贫的行与思》:第三章 大地,啊!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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