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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仍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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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and freedom

摘要:以下部分是作者对生活中关于“水”的事件描述,反映出了他对于农村“缺水”问题的关切和痛心,而他认为“自由迁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作者以小时候、初中、高中三个阶段的“缺水”经历为线索,再以农业社会中建立在“水源”因素上的婚姻安排为反例,论证了在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时代里“水”已经难以捆绑我们的“自由”。

关键词:缺水,缺点,农村,学生,水源,迁徙,自由

正文

为什么自由迁徙这么重要呢?有“自由迁徙”渴望的心理是源于自身的经历和见证。我家现在饮用的井水得益于二爹和幺爹通过一锤一锄的“挖井劳作”。在没有这口足足有“一丈”多深的水井提供水源之前,居住在这座三合院的四户人家都只能依靠院子后面的“河水”(它应当被称作为浅层地下水)。这股涓涓细流位于陡坡崖间,而在它的上方就是一户人家的“水稻田”。

在相对寒冷的冬季里,居住在院子里的人家用水量相对较少,也就不存在严重缺水的现象了;可在未到雨季和雨季过后的炎热夏季期间,人畜用水量就陡然猛增而引起严重的“用水慌”。院子里的人家为了能够让自家的水缸蓄满水,往往会在“理应轮到”另一户人家“引水”的交替过程中却截断水源,而将这股细得不能再细的河水继续引到自己家水槽里。

当那“本应引水”的人家第二日清晨醒来查看水缸时,他意识到可能昨日的“引水”过程出现了问题,于是匆忙检查“引水”沿途的水槽。他会一丝不苟地核实“水槽”的每一处细节,生怕错过了任何可能导致“引水”失败的地方,而这一“细心活”经常会耗费一整个“农忙的早晨”。待他最终在“引水”的水源出口处发现了那户人家的“截流”做法后,一场因为“用水慌”而引致的“兄弟妯娌”之间的冷战或热战可能就在酝酿中了。

有时候,俩妯娌间会抛下正在忙碌的“手头活”,发动起一场在现在看起来极度荒谬却真实的“抢水大战”,而这一抢往往会把院子里生活着的四户人家全部卷入此次大战。为了节约宝贵的农活时间,也体现出农村劳作分工的特点,大人们会把“引水”活交给家里的小孩完成。由于那时候用于“引水”的材料是“半块竹子”(将一根大竹子从中间划开,取其中经过处理的半块用于引水),在经受了春夏秋冬四季里的白昼黑夜“煎熬”,这些竹子常常会或这里或那里出现大大小小一堆的问题。

没有那么细心的小孩子,可真难发现那些极具隐蔽性和危险性的问题竹子,而这“引水”的客观“大难度”却让他们时不时地遭受着来自父母的“斥责”。那时候的小孩一接到“引水”口令时,往往会显得很不情愿和无可奈何,因为“引水”成功与否不在于他们的主观意向,而只注重客观“引水”结果的父母会不自觉地把“引水”失败归咎于小孩的主观态度。

在一个用水极度紧张的年代,小孩挨打的可能性竟然与水的丰枯程度正相关,若在当年遇到了个“干干不休”的天气,那这户人家的小孩就只能自认倒霉地“苦苦不止”了。这个三合院里的人家和睦程度也是随着季节的转换而出现变化的,在雨季的时候,各家人都团结在一起互帮互助致力于“脱贫致富”,可在旱季的时候,往日里的和睦景象就会为一团团火药气息所取代。

到后来,那个长时间提供“饮水”的山泉枯竭了,为了保证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需要,院子里的各户人家不得不大小老幼全家出动寻水。大人们扛着扁担和水桶,而四、五岁的小孩也不得不拎着小胶壶,整齐划一地在几公里路途中往往复复几回甚至几十回。

在很多个缺水的朦胧夏天早晨,母亲还是不忍心地叫醒了年幼却正熟睡着的我,俩母子早早地前往离家里不远处的一口圆形“水坑”(只有半米的深度,一米长的直径),为的是在其他人仍在熟睡的时刻提前占个位置等水。那个水坑也因当年的干旱而濒临枯竭的地步,一股比半个小指头还细得水流在缓缓地溢出,而我们就用直勾勾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的每一个瞬间。

要等到一桶“浑浊”的水需要至少1-2小时,可夏季的太阳升起得特别早,炎热口渴难耐的时候,我们就用旁边的小树叶作为临时的水瓢,心满意足地“尝”起了这滴滴都能够带来生命奇迹的“沙色液体”。待终于凑满了一水桶,母亲就决定回家做早饭,临走时叮嘱我好好把另一只水桶舀满水。在那个与时间赛跑的夏季,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却突兀地乖巧起来了,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甘露未干的杂草旁边,口里直念着:“1、2、3、4......”。

为什么要念这个数字?不仅是因为我没有游戏机可以打发这乏味的时间,更是因为水滴在很多时候就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滴答着。没有大人庇护的小孩多少是充满畏惧情绪的,在等水的过程中陆续有其他人挑着水桶走过来,然后却叫我把盛在我桶里的“黄色”泉水倒给他,否则就吓唬着准备动手割掉我耳朵。直到母亲呼喊着回家吃饭,我家的水桶依然是空空如也,我知道那个人的家里也需要很多很多“生活水”,可是我还是禁不住地抱着母亲哭起来了。

这种缺水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高中结束,小学是家里经历过严重缺水,初中是学校经常遭遇停水,高中是学校时不时地通知停水,我知道,生活在那个年代和那片土地上的人群注定是与水“杠”上了。小时候摆放在家里水桶的水需要沉淀1晚才会略显清晰,初中时带着漂白粉味道的水需要沉淀半天才会不带粉末,而高中时留在桶底里的一撮水需要沉淀1小时才能刷牙。

现如今很多学生仍然忍受着缺水的烦恼,并且因为这个被其他地区视为“没用”的东西而大打出手,并且暴力相向、举刀厮杀。那是高中放月假的一个晚上,隔房三爹(大爷爷家的三子)邀请二爹全家和留守的“我”去他家做客,其中的客人也有他的很多其他亲朋好友。当我们全家说笑着比赛“吃肥肉片”时,三爹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于他隔房兄弟(关系比较复杂,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大家族的)的电话,说的是他这个兄弟的孩子在乡初中被另外几个同学把手指给砍断了。

三爹就问是因为什么,何至于把手指砍断呢?电话里答道:“这孩子去蒸饭的地方节水,而其他几个同学后来却想要挤占他的位置,而他不愿意让位给他们,大打出手后,那几个小孩竟然拿着水果刀把他手指给砍断了。”听到这里,我有种悲悯但更是怒火中烧,一个泱泱100多万的人口大县,竟然到新世纪还不能让住宿学生喝上干净的水,这不仅仅是县政府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市政府的问题,更不仅仅是省政府的问题,而这绝对是中央政府在西部教育的财力投入上的大问题。

那时候的初中、高中可能一下子停水4、5天,很多住宿的学生哪能洗得上脚、洗得上脸,更何况洗得上脸呢?一件衣服、一条裤子、一双袜子、一双鞋子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干干净净地来到学校,却是脏脏兮兮地回到家里。那个经常与后部头发产生摩擦的衣领,已经布满了亿量级的污垢灰层细菌,坐在女同学后面的我仰头望去所看到的不是白云却是乌灰。现在在那个乡,那个镇,学生们务必会再次忍受缺水、无水的“水深火热”困境,处于嘉陵江上游的地区怎么就真的做到缺水了呢?

在人畜生活普遍缺水的日子里,在田地里的农作物庄稼日子就显得更苦了,毕竟那依然是一个只能靠天吃饭的年份。“春播夏长秋收冬储”是我们那个亚热带气候区的作物成长规律,而开春后的播种和入夏后的成长阶段都是与雨水息息相关的。“水”水稻是我们的夏季主要农作物,而没有足够水分供水稻发芽、抽枝、成粒、积淀,那结成的稻谷粒子就会又瘪又小且极度难看。那时候的水泵在村子里还不是很流行,所以我们家就只能经常向其他有水泵的人家开借,而能够借入的可能性往往就在于你准备用多少酒肉烟请客吃饭。

离庄稼地不远的地方有两个大队所有的水渠,它们都是在国家鼓励兴修农业灌溉设施的口号号召下由整个“四队”社员集体出工修建的。水渠的主要功能只能是服务于该社农业灌溉的,不过属于集体所有的水渠往往是委托公社干部管理的,这就使得其他社员需要获得公社领导的批准才能抽水灌溉农田,否则就会被冠以“违反村集体组织规定的不法社员称号”。

权力过度集中却无人监管的后果,只能是“腐败滋生、行贿乘风、民风日下、民怨沸腾”的出现,走后门、托关系、送大礼、贡红包等当今仍然流行的伎俩早就在九十年代为实践证明是有效的了。可问题就来了,社员的农业灌溉需要社领导批准,那作为基层管理者的社领导抽取渠水该向谁获得批准呢?在我们队里的运行实践中,社领导抽取水渠里的水往往是不需要获得批准的,因为他们即使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规则执行的法官,对与错、是与非都需要他们几个“精英分子”(卖官鬻爵,是不是精英就较难判断了)的内部定论。

如果不能获得队里的批准,那几个被视为投机分子的户主就打算剑走偏锋,干起了“偷水”的事情(当时被定性为偷水,虽然引水灌溉是农民的权利)。当所有户主都准备熄灯就寝的时候,有那么几个年轻力壮的男户主带着他们心思敏捷的女伙伴,把借来的水泵放到水渠里后,再一路谨慎地理顺着“柔软”的胶管,再把管子的另一头出口放到他们需要灌溉的农田。

那时候的电器产品价格相对于农民的收入而言是高不可及的,但借来的管子长度始终难以覆盖水渠与农田间的最短距离,这时候农村里的互助合作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将要引水到田的农户就会与那些靠近他这片土地的水田承包户主商议,内容往往就是他希望能够先把水渠的水用管子抽到这家户主的水田,然后再在该水田的另一端凿一个缺口让水最终抵达他的土地上。

这个合作事宜一般就在请客吃饭的过程中解决了,可有时候也会因为其中牵涉的种种利益交涉而变得相对复杂。如果这个水田承包户主就在几天前给水稻施肥了,很可能肥料还未能充分化解而难以让正在成长的水稻全吸收,而此次“借田引水”的计划会在无意中把养料运送到前来请求商议的农户土地里。在这个具有明晰产权归属意识的农村里,两户潜在合作双方会很快找到补偿方式,比如,这个水田承包户主获得了来自请求借用水田引水的农户实物或现金补偿,合作双赢的局面在农村里也是个屡见不鲜的经济现象。

当然农村里出现的因农田方面原因的摩擦也不在少数,比如,在雨季来临时,在高处的农田因为没有被降低“缺口”(用来控制农田里的水量),而导致蓄水量过大并最终通过压力挤垮了田埂,垮塌下来的田埂和稀泥埋没了在低处农田里生长的作物,如果双方协商未果而大打出手甚至可能邀请大队干部出面调解。

水源和引水路径都解决了,不过还需要引动水泵的动力——电,这个在当时昂贵得如同“血包”一样的能源。作为总理的李鹏把原先分散在各个省、地区、县的小型发电站给合并了,他将这些兼并起来的电力生产商集中交给国有电力生产集团管理,最终把电力分散竞争生产市场改造成了一个独家垄断市场,垄断利益必然导致垄断定价下的高额消费支付价格。

当时我们村子里的电力维持、监管都是由村党支部书记的儿子接盘着,很多农村村民经常聚在一起就他管电时期高得让人缴纳不起的价格政策议论纷纷,不过成效似乎并不大,电费照样是1-2元一度,电力供应紧张局面依然如故。每月的第一天,他都会带着他的公文包和记账簿围去全村抄表,母亲和我总是会端着一碗没有太多稻米的“红薯”前去核实,当他把度数报出来的时候,母亲总会满脸疑惑地询问他是不是看错眼了。

其实每个月的度数差不多都在10度左右,但是加总起来的总费用差不多就会达到20元了,妈妈跑去她床头上枕巾下压着的钱袋子里数了数,还是憋心地把这个让她疑惑不解的电费缴纳了。那时候,母亲在早上天蒙蒙亮时就起床“摸黑”煮猪食,她那驾轻就熟的操作步骤到现在依然让我满心佩服,而且她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以跟黑夜赛跑的方式剁碎猪食(我生怕她不小心会砍到手上)。

家里的煤油灯是我最讨厌的,难闻的味道就是再怎么洗都洗不净,可煤油灯比电要更经济实惠,而且还能在停电时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我们村子里几乎每家每户都用上了那东西。而用两节电池的手电筒和充电式手电筒也在停电时和外出走远路时扮演着很大作用,如果一个小孩把它们弄丢了或摔坏了,那等待他们的唯一可能就是挨骂或挨打。

在一个冬季的晚上,电断了,煤油灯没油了,唯一的电筒让父亲带出去了,一整晚在黑夜中被被窝里的跳蚤咬得奇痒无比的我睡不了,最后竟然是在与母亲玩比赛在“黑灯瞎火”中比赛抓跳蚤游戏中睡下的。那时候的电灯泡瓦数配置得很低,目的自然是为了节约用电,可在这微弱的橘黄色灯光照耀下,头上的虱子就显得愈发活跃,在头皮间又跳有咬得让人差点抓破了皮,最后索性做了没有头发的“小和尚”,而这一做就是几次。

话还得回到之前说到的水泵用电问题,那时候如此紧张的用电促使很多“机灵分子”又打起了公家高压电的主意,反正他们认为公家收取那么高的电费就应该以这样的方式补偿补偿农民。拿着一根长干竹竿或木质棒,他们将水泵上的电缆一根一根地挂在高压线上,在两根导电的线缆摩擦出阵阵显眼火光的瞬间,旁边的水泵就这样呼呼地响起来了。

水渠里的水就哧哧地被输送到了农田里,而此时正悄悄进行该项作业的农户就在星光的掩护下,四处巡视可能出现的潜在威胁人物。作为老鼠的农户是天生害怕见到作为猫的电力监管人员,一个你追我躲,你来我走,你撵我逃的游击战天天都在农村上演着。如果不幸成为监管人员的战俘,那该农户可能面临着一笔让该他心痛到几天不能下地的罚款处罚,有时候也会叹息道:“要是我早知今日,那又何必当初呢?”不仅在农业生产方面打着公家的主意,很多不那么规矩的家庭在记录家庭用电的电表上也打着不小的主意。

凡是懂点电学知识的农户,都在想着法子让自家的生活用电不反映在电表上,而有些经常琢磨着这方面的农民,就变成了居住在他们周围甚至全队的技术型人才了。“穷则思变,变则通”真正体现,在当时农村在面临着国家政策方面的条件约束时,它的村民所想到出的变通方法上了。

考虑到水在农村的特殊地位,因此大多数家庭都把“水源”作为女婿选择的非常重要标准,真可谓“得水者,得媳妇也”。在童年时期,我想要做母亲的跟屁虫去赶集,而一到集市上,就急着要求她买点“火米糖、麻花、柑橘等”零食。满足地拽着这哀求半天才得来的一袋,我跟着母亲来到了这个介绍她与父亲结婚的媒人跟前,总会时不时地听到一个不断被重复的词语“水源”。

当时农村的婚姻还讲究“媒妁之婚”,而“安排婚姻”现象逐渐退居舞台,媒人拿着照片介绍男娃、女娃,并约定一个日期同往集市“打个照面”(初次见面)。如果两青年之间相见如故(主要是从外貌而言),那就会表达意向邀请男娃到女娃家里做客拜访。当男娃带着挂面、腊肉、粉丝以及给女娃爸妈准备的衣服,前往女娃家拜访并做客时,女娃家的各个亲朋好友就都会过来帮助女娃父母打量这个男娃的各个方面,在家庭背景、教育经历、个人谈吐、未来发展等方面有所掌握后,就给女娃家里建言献策了。

个人谈吐方面往往是让位于家庭背景因素的,而家庭背景因素主要围绕农业社会中的“水源”展开,“家里有几口井以及家里农田离水渠有多远”就是“水源”问题的二个维度。我二爹家的女娃(堂姐),在未与当下的堂姐夫经人介绍前,家里的爷爷一直想要他嫁给就在我们一个生产队的人家,因为他一直认为这个男娃家的“水源”条件是非常非常优越的。

这个男娃(他是父亲的义子)家就处在我们这个三合院的正下方,临河临渠而居,可谓是“环山邻水而居”,农地广袤且绿树成荫,确实是祖父母、父母亲那一辈眼里极佳的农村环境。事件的决定权最终还是交给二爹了,他认为男娃的“未来发展”才是女娃幸福的核心要素,因此他做出了一个让其他人颇为惊讶的决定——他要将堂姐嫁给现在这个谦恭温顺的堂姐夫。那时候的堂姐夫家真可谓家徒四壁,连结婚的婚房都没有,听说是他的父母腾出唯一的歇房屋(卧室)给他们,而他们自己不得不睡在跟猪圈同屋檐的地方(这里没有任何褒贬意味)。

当时堂姐夫可还需要将工资的一部分用来资助他的弟弟读书,全家里上上下下的“人情世故”开支都必须由他提供。在结婚的时候,二爹不仅没有要分毫礼金,反倒是浓墨重彩地给堂姐陪嫁了高级家具,并且还无偿资助他的女婿就读夜大所需要的高昂学费(这些信息来自于二爹)。

那时候的堂姐夫家里是比我们要窘迫很多的,如果单轮“水源”,那一个缺水、缺地、缺柴火的“贫瘠之地”是非常不利的,但幸运地是,他生活在一个从农地上解放出来进城工作的转型工业社会里。在城市里赚钱反哺靠天吃饭的农业,他可以买稻谷、买水、买木柴、买房、买教育......,而天天强调着“水源”的老一辈却终究入土为安了。

为什么“自由”如此重要?因为自由意味着“选择”,而选择是建立在“信息流”基础上的,所以自由意味着“信息流”的交换。而信息流的正常交换,往往是资源最理想配置的前提,因此我们可以说“自由意味着建立在资源优化匹配基础上的效率提高”。

小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能够去其他有水的地方,那我就不用在我家缺水的时候担心水供给问题;如果我能够去其他产粮食的地区,那我就不用在我们因缺水不能保证粮食产量时而担心吃饭问题。”就在那个时候起,我就想要走好远好远的距离,每当一个地方遭受缺水危机时,我能够去到另一个有水的地方。

当云南、贵州等地区因为严重干旱导致人畜饮水困难时,他们需要挑着扁担,拎着胶壶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等水;当他们的谷物颗粒无收的时候,他们就准备在村子里借着粮食补给,期望来年能够风调雨顺。而如果他们不是被束缚在传统“农村土地”上的那些人,他们有足够的资源迁徙到其他地方去,那他们怎能够过着一种“听天由命”的宿命生活呢?

可是他们确实是为土地生、为土地死的老弱和文盲一代,他们不愿也不敢丢下土地前往城市务工,他们宁愿时不时地遭受着天灾也不愿为工业社会的到来做出改变。留守儿童不能随着他们的父母前往城市居住、读书,他们的“自由”始终处于一种极大约束情形之中,而在不能够外出务工或求学之前,他们就不得不“被迫”、“被动”地接受诸如“缺水”、“缺电”、“却米”的生活。

如果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城市群体,如果他们居住的这个城市“传染病毒”进攻,那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就可以而且也会选择迁徙到另一个城市生活来避免病毒感染(这也得考虑他们有多现代)。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群体“有能力”且“有意愿”迁徙,那因此带来的效率改进和优化将会很好地增进社会福利。为什么生活在那些穷乡僻壤里的村民更容易陷入天灾的困境,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没有能力进行自由迁徙,来源于他们对外面世界的恐惧和生活的不知所措。

为什么以传统农业耕作为主业的地方更难应对天灾的来袭,就是因为那里的人们已经被牢牢捆绑到了农地上太久了,以致于他们都忘记了除了农业之外的职业。现在我根本就不担心某个局部地区的缺水、缺粮问题,因为具有相对迁徙自由的个体能够在一个足够大的空间里分散风险。一个具有多种地形、多种气候、多种环境的国家,具有其他某些在此方面较为单一或空间较小的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各个不同地带能够较为有效地分散自然风险。

一个位于太平洋岛上的岛国很容易陷入海啸袭击的困境,所以那里的居民就不能够只在这个全面受灾的岛上面迁徙,而只能把迁徙的空间扩展到其他国家,才能够较为有效地分散灾害风险。可像在中国这样的大国里,当一个区域遭到了“旱灾”而出现人畜饮水困难时,其他没有受灾地区却能够继续保障正常的生产、生活。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分散“旱灾”风险,①国家把水从充裕地区搬移到受灾地区,②国家在城里提供就业机会让受灾地区人们临时性地迁徙。当前国家往往采用的是第一种方式,可是不仅面临着运力有限、运费高昂的现实约束,而且更不能为该地区的人们在将来出现同类灾害时提供一种可持续性的保障措施。当国家采取第二种方式时,国家给受灾地区提供临时性的就业机会,在他们赚取到足够采购“水源”的资金时,让他们自由选择是留在城里继续务工还是带着这笔资金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

一种是物的迁徙,另一种是人的迁徙;一种是其他人走进来,另一种是这里人走出去;一种是接受别人救济,另一种是依靠自我劳动;一种是临时性地保障,另一种是可持续性地跟进。可到底是人迁徙还是物迁徙,这始终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里面牵涉到传统、道德、社会、文化等一个系统里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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